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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个街道居民提的建议直通全国人大

2019/11/20 2:21:42

上海这个街道居民提的建议直通全国人大

“以前即使对立法有想法,居民也不知道有什么反馈渠道。没想到,这么‘高大上’的立法联系点开在了家门口。”作为居民区联络员,虹桥街道长顺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佳捷就法律草案在社区听取意见时,居民们感叹,“立法的神秘感一下子打破了。”



去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正式发文,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成为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先行者。在湖北襄阳市、江西景德镇市和甘肃定西临洮县人大常委会以及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设立的这四家基层立法联系点中,虹桥街道是全国东部地区内唯一的一家,也是将立法联系点设在街道的唯一一家 。

 


 

“一体两翼”覆盖整个街道


在四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中,其他三个点均设在县一级的人大常委会,只有上海的联系点是设在街道。



全国人大为何对虹桥街道情有独钟?与其综合性优势有关。



虹桥街道党工委书记严永强分析,一方面,街道所在地区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居民结构比较完整,既有古北新区涉外居民区,又有传统居民区;另一方面,得益于相对成熟的商务功能,在经济类法律征询意见中占优势;此外,辖区内拥有比较丰富的司法资源,能给联系点提供更多法律专业的支撑。



为保障立法试点工作的开展,虹桥街道搭建了“一体两翼”的组织构架,即以信息员为主体,以顾问单位和专业人才库为两翼补充。具体而言,“一体”,即由街道所属的16个居民区全部纳入信息采集点,由居民区书记作为联络员,并在各居民区推荐90名信息员。同时,在社区范围选择了50家成员单位,各确立1名联络员及2名信息员。“两翼”,则由区人大、区司法局、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等八家顾问单位,以及由高校专家组成的专业人才库构成。



“一体两翼”在整个街道撒了一张大网,形成了两支覆盖全社区单位和居民区参与的联络员、信息员队伍的组织网络,并建立起区、街、居民区的三级参与主体。

 


 

 

“作为基层群众,能直接参与国家立法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也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中山居民区居民、退休法官严敏祥是190名信息员的一位,“周边居民都说,我们的建议可以传到北京,我们也要让立法机构听到最‘接地气’的声音。”



第一时间反映基层诉求



作为先行者,立法联系点没有模板可依,全凭在实践中进行摸索。



街道代表工作联络员赵姗姗告诉记者,街道会提前一周通知参会信息员,再以小会场形式组织开展两到三场的征询会。

 

虹桥街道居民们在讨论法律草案


在《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案(草案)》的立法征询会上,信息员们对具体条款抠得很细,“民办学校可以自主决定收费标准,那么监督主体是谁?收费有无具体标准来规定?是否有相应的配套性规定来约束?”有人提出,“依法处理”这一字眼多次出现,含义有点含糊,到底依照哪部法律,希望能明示。上海电影译制厂制作总监张拯参加了《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的立法征询会,作为专业人士,他建议对影视作品设分级制度,“如果没有良好的分级制度,恐怕对青少年的成长不利。”



“接到法律草案的第一时间,我们会根据内容有针对性地选择信息员,这样收集上来的意见更专业,也更能反映基层诉求。”赵姗姗说。



在严敏祥看来,立法之初听取民意,会让更多市民关注这部法规的具体走向,这部法的知晓度就很高,这也是一次很好的普法过程。“我去街道作法律咨询时,很多居民都会问我最新的立法动向。法律一旦公布,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他们。”



建议被采纳让居民有成就感



“居民提的两条建议竟然被全国人大采纳了,而且在《反家庭暴力法》的具体条款中得以体现。”提起此事,当时参与立法征询意见的居民区信息员难掩兴奋,当初征询意见时,有居民提出,是否可将报案主体适当扩展到受害人所在的基层自治组织成员、受害人的邻居、社区相关人员等与受害人关系较为密切的人员;还有居民建议法律的保护对象能扩充到老年人。这两条建议都被刚刚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所吸纳。“这是一种激励,让我们很有成就感。”



目前,联系点已完成3批次6部法律及2016年全国立法计划的意见征询工作,搜集到各类意见建议100余条。作为立法联系点延伸的一个工作平台,虹桥街道将一楼约50平米的场地腾出。这里是立法建议的基层汇聚点,也成了热心立法人士的常聚之地。



“过去,我们感觉立法工作的层次比较高,法律的制定有些高深莫测,设在家门口的这个立法联系点打破了这种神秘感,让将群众的意愿渗透于法律的章节条款之中。”全国人大代表、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国萍说,立法如此接地气,让基层声音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也是我国立法工作迈出的一大步。据悉,上海市人大也将参考此作法,今年在本市设立10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就地方性法规草案听取最接“地气”的声音。